◆李景平
我一直以为,环境保护时代,生态文明时代,最应该注重的是培植和发展生态环境保护乃至生态文明建设的人文力量。
环境保护的根本力量,来源于人的心灵力量;人的心灵力量,来源于绿色的人文潜化;绿色的人文潜化,来源于环境人文意识的深刻塑造。而在环境人文意识的深刻塑造上,最具力量的,就是环境文学的创造。
文学创造的本质,在于人的塑造,在于人性的塑造。生态环境保护的本质,生态文明建设的本质,在于对人的文明的建设和塑造、人性文明的建设和塑造。
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们要高举环境文学创造的旗帜,构建新时代的环境保护人文精神,树立新时代的生态文明心灵力量,营造生态环境保护和生态文明建设的人文潜化力,从而缔造环境保护和生态文明建设的绿色内驱力。
王蒙曾经说过,作家是环境保护的天然同盟。我以为,环境文学作家是天然的环境人文责任者。其环境人文责任就体现在,要做一个世纪的思想者,一个时代的记录者,一个历史的批判者,一个现实的塑造者。
作为世纪的思想者,就在于给世界创造引领绿色人文理念和绿色人文理想的思想精神。21世纪是人类走向生态文明的新世纪,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是这个世纪新型的世界文明观,是传统文化和现代文化融合的新型文明观。在这个时代,环境文学作家应是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接受者,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传播者,更应是生态文明建设的思想者。怎样讲述好生态环保故事,传播好生态文明理念,使绿色思想成为人们的新型意识和新型行为,是环境文学作家应该思考的事情。作家可以是一个哲学上、思想上、理论上的人文思考者,可以将生态环境保护和生态文明建设的哲学意蕴、思想精髓、理论感悟转化为文学形象的塑造和文学审美的创造,从而实现对人类情感和人性精神的潜化与塑造。
作为时代的记录者,就在于给社会呈现反映时代环境现实和时代环境认识的心灵刻录。一个走向绿色发展的时代,也是告别黑色道路的时代,是从黑色走向绿色的时代。我们的现实,每每发生着黑色理念与绿色理念的遭遇、抵牾、冲突,也每每发生着黑色发展与绿色发展的矛盾、交锋、斗争。那么,真实记录这些矛盾冲突以及这些矛盾冲突中的故事和人物,创造符合时代真实的矛盾冲突以及矛盾冲突中的故事和人物,就成为文学的责任。以历史的角度观照存在,以发展的理念观照现实,以现实的进程观照历史和未来,呈现出这个时代绿色发展艰难崛起和趋进的真实故事和心路历程。
作为现实的批判者,就在于给人类提供对于环境文化糟粕和环境现实悖谬的尖锐批判。一个走向现代文明的社会,一个走向生态文明的社会,揭露,批评,鞭挞,批判,是绝不可少的。所谓走向生态文明,这个“走向”就表明,一切尚在路上。黑色的思维并未完全消失,绿色思维尚未完全树立,一切都在路上。那么,对于传统文化遗留的黑色糟粕和灰色污渍,就要除旧布新,驱黑植绿。一个变革的时代,需要勇敢的批判者,没有批判就没有剔除,没有批判就没有创新。批判一切人性劣根及其导致的环境作恶、环境丑恶、环境罪恶。绿色人文、绿色文化、绿色文学的社会价值,其实就是在批判中坚守,在批判中建树,没有批判,也就没有坚守和建树。
作为文明的激扬者,就在于给时代贡献体现环境人文建树和生态文明建设的审美激扬。毕竟,我们处在一个前所未有的生态文明时代。这个时代的生态文明建设,标志着我们不仅要建立一种人与自然的新型关系,还要建立一种人与人的新型关系,甚至建立一种人与心灵的新型关系。作为生态链的人与人、人与心灵的关系,应遵循和坚守人与自然的天人合一规律,致力于构建新型生态文明时代的审美关系、审美故事、审美冲击,从而,形成一种新型的生态文明建设的感情激扬、精神激扬、审美激扬,进而,建立一种生态文明时代的情感与理性。
思想者也好,记录者也好,批判者也好,最终在于激扬、树立、建设。环境文学对于生态文明的人文建设,就在于它要给生态文明时代贡献建设性作品、建设性内容、建设性审美,提供生态文明这种人类文明中最先进、最优秀、最精华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审美观,从而触动感动人的心灵,塑造再造人的精神,实现人的全面完善。
中国环境文学30多年的创作历程,笔者认为,大体经历了三个创作阶段,即,人祸批评阶段,人性批判阶段,人文树立阶段。而这些阶段,与中国环境保护的渐次发展和深入趋进存在着正相关效应。中国环境文学,在中国环境保护发展之初,具有着启蒙的意义;在中国环境保护发展之中,具有着推进作用;在中国环境保护发展之盛,具有树立的功用。
环境文学的人祸批评阶段,在于揭露生态环境问题的社会现象,引起国人关注。水危机、水污染、水土流失、森林凋敝等,都曾成为环境文学揭露、曝光、批评的热点。徐刚的《伐木者醒来》,沙青的《北京失去了平衡》,岳非丘的《只有一条长江》,刘桂贤的《中国水污染》等,成为震惊中国的人祸批评性报告文学。而正是这种人祸批评的报告文学,曝光了环境的治理失守,批评了官员的麻木失责,形成了环境文学对社会的直击、刺痛、震撼。从尖锐披露环境问题的人为现象、社会现象,到深刻挖掘环境问题的机制根源、社会根源,使国人由震撼到惊醒到觉悟,彰显了环境文学启蒙和开智的作用。
环境文学的人性批判阶段,在于批判生态环境问题的人性根源,引领社会理性。揭露环境问题的社会现象已经不足以深彻环境问题的人祸根因、社会根因,所以寻找环境问题的文化根源、人性根源,成为环境文学题材创作的深入开掘。哲夫的《毒吻》《天猎》《地猎》,麦天枢的《西部在移民》,姜戎的《狼图腾》等等,成为深刻的人性批判虚构和非虚构环境文学。这些人性批判的环境文学,直接鞭笞了黑色发展之中人的杀鸡取卵和竭泽而渔,痛击了环境污染背后人的自私短视和残酷贪婪,剥露了生态破坏内藏的人的文化劣根和人性劣根,揭示和呈现了拯救环境灾难在于拯救国民的人文失范和人性失落。使人们认识到拯救生态环境危机的根本要害,在于人心的自我救赎、人性的自我救赎、人类的自我救赎。
环境文学的人文激扬阶段,在于激扬生态环境保护的人文建树,引领社会潮流。环境文学的社会疗效和社会功用,仅仅以人祸揭露和人祸批评,以人性挖掘和人性批判,不足以彰显环境文学的意义。社会应更注重人文激扬和人文建树。何建明的《那山 那水》,哲夫的《水土中国》,李青松的《中国塞罕坝》等,以典型报告的形式,激扬和展示了生态环保和环境人文的建树。作品让人看到了觉醒和行动的人们,终于以坚强的环境人文追求和环境保护践行行动,实现外在生态环境的保护和改善、自身环境人文的改变和再造;实现生态文明时代的国家梦想,也实现着生态文明时代的人性完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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